新冠“乙类乙管”后,老年人防护记住这几个关键问题******
乙类乙管
老年人防护
1月8日起,新冠病毒感染由“乙类甲管”调整为“乙类乙管”。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,“乙类乙管”并不是放任不管,而是有了更加精准科学的防控措施。尤其是对老年人、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群,需要更加科学的防护,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,提高老年人群覆盖率。老年人防护这几个关键问题要知道!
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“乙类乙管”疫情监测方案》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。老年人如果不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,面临哪些风险?
新冠病毒感染无论是“乙类甲管”还是“乙类乙管”,都是要按照传染病治疗的。因此,借鉴以往我们对天花、麻疹、乙肝等传染病控制的经验,注射疫苗是必须的,而且是全程接种,全程接种会使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。
对于65岁以上,特别是有四种以上基础疾病的老年人,是这次奥密克戎攻击的重点对象,所以更要尽快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,这是阻断病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。
很多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,他们对于接种疫苗有很多顾虑。这些老年人能否接种?患有肿瘤、术后等大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?
这是很多老年人滞后接种疫苗或者不接种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才是需要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。我国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数量很庞大,还是建议尽快、尽早全程注射疫苗。如果平时规律服药,长期把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状态,是完全可以去安全地注射疫苗的。
如果是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,建议在肿瘤得到控制之后,肿瘤不是在进展期,和化疗错开时间,就可以去进行疫苗的接种。如果肿瘤患者在化疗过程中阳了,要等阴性之后两到四周才能再次进行治疗,两到四周是给患者一个很好的恢复期。
已经“阳康”的老年人,是否还需要接种疫苗?
如果“阳康”后的老年人,大概抗体的产生是要在转阴后两到三周才能产生,维持三到六个月的抗体。所以,在三到六个月之间是不用打疫苗的,但是三到六个月之后,还是建议要注射疫苗。
元旦、春节即将到来,老年人是否还能走亲访友?针对不同的慢病或基础疾病的老年人,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?
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的老人,在转阴之后,症状未必能够完全缓解,这时可能还会出现相应的病情迁移,会导致原来的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慢阻肺等慢性病的进展。
此外,很多老年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有过高烧、咽喉痛、流鼻涕、头痛等比较明显的症状,即便抗原转为阴性,还是有一个恢复的过程。
如今,春节已临近,很多老年人想去走亲访友,但需要注意的是,在转阴后的两三周时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这次奥密克戎的抗体,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,就会有再次感染的风险。
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老年人身体会比较虚弱,会诱发原有基础疾病的加重,所以,建议即便是已经“阳康”的老人,还是尽量减少聚集活动,走亲访友一定是要量力而行,同时口罩是不能摘的。
老年人万一不幸感染,该如何应对?出现哪些情况下需要就诊?
如果是轻症,包括高热、恶心、呕吐,如果自己能够处理,就尽量居家处理。如果胃口、精神状态都还好,只是一些发热、肌肉酸痛的症状,建议还是可以居家的。
但是当出现气促、呼吸困难、原有的疾病症状加重,包括血压、血糖异常、头痛,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,这些症状加重的情况下,要去医院就诊。
如果老人在家里有血氧仪,测量血氧低于95%了,这个时候一定要居家吸氧。如果三天以上血氧还不能回升,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,要尽快去医院。
如果高热三天都不退,而且出现了一些并发症,包括咳嗽、咳浓痰、气促、呼吸困难,这些也要去医院就诊。
除了接种疫苗外,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抵御病毒?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否能有所帮助?
第一,保持比较好的心情、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,好的心情会使得我们的免疫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。
第二,均衡的营养摄入,蛋、奶、肉、水果、蔬菜,营养。建议每天1到1.5克每公斤的优质蛋白补充,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人,要优质蛋白大概60克,也就是说一两多的猪肉,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。
第三,依靠一些外来的帮助,比如我们在病房里治疗的病情相对比较危重的患者,需要补充免疫球蛋白。对于平时预防,可以使用胸腺法新日达仙,就是99%和人体同源的胸腺肽,我们一般建议老人每年注射1到2个疗程,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帮助。早期使用胸腺法新可减少新冠患者重症发生率,缩短住院天数,促进病情恢复、降低COVID-19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且安全性良好。
如果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较好,可以用一些口服的蛋白粉来补充蛋白。因为在发热的时候,蛋白质的消耗是很高的。假如三天都不怎么吃东西,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低蛋白血症的出现,此时补充口服的蛋白,能够使得我们的营养均衡,使得免疫力达到比较平稳的水平。
第四,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、新冠疫苗以及肺炎疫苗。
微胖的老人更“扛病”?老年人“微胖”是多胖?
微胖的老人有一定皮下脂肪,抗寒、抗病能力比瘦人强。瘦人抵抗力较弱,对环境适应性差,对流感、上呼吸道感染、肺炎等急性传染病,都比胖人发病率高,而且抗打击能力差,有可能导致更加不良的后果。
“微胖”到底是多胖?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刘颖介绍,老年人自己想要判断体重是不是合适,看身体质量指数(BMI)更靠谱。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,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。
刘颖医生介绍,对于不同的人种,同样的BMI可能代表的肥胖程度不一样,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BMI水平在整体上低于欧洲国家。体重指数每增加2,冠心病、脑卒中、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增加15.4%、6.1%和18.8%。一旦体重指数达到或超过24时,患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和血脂异常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的概率会显著增加。
但据多项研究表明,亚洲人在较低的BMI水平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的危险。中国老人最理想的体重指数应该是22。
当然,体重上下浮动,我们体重指数很难正好地保持在22,一般认为“老年人体重稍高一点”(即BMI保持在21~23.9)比较好。(来源: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)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(历史资料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